在DNA分子双螺旋结构被发现以前，人们已经知道染色体中的DNA是遗传信息的载体，然而当时只能将遗传信息定位在染色体上，在DNA水平上的遗传信息的组织构成却一无所知。1953年，Watson和Crick根据DNA纤维的X光衍射照片，结合此前DNA碱基组成的定量分析结构，分析推测出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（DNA double－helix）。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发现，以及后来遗传密码的发现，解决了DNA上遗传信息（基因）的精细结构之谜，为在DNA分子水平上解析遗传和变异规律铺平了道路。
    于是，在它的激励下，一大批新兴学科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的崛起，如分子生物学、分子遗传学等。甚至连许多传统学科也改头换面，借此机会走上了分子水平研究的阶段，如动植物学、细胞学、微生物学等，都从宏观形态与功能的研究，转向微观分子水平的研究，特别是与DNA、RNA有关的分子遗传规律的研究上来了。不经意间你或许会发现，几乎所有的生物学实验室都在进行有关DNA与基因的研究了，这种现象在基因工程技术（重组DNA技术）发明和推广以后尤甚。当然，任何技术的终极目标都是人自身，基因工程技术也不例外，于是企图揭示人类自身遗传规律的人类基因组计划（Human Genome Project，HGP）的启动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。
   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DNA双螺旋模型对于科学方法论的“级联放大”作用是外在的表面的影响的话，那么它对于认识论的影响那就是内在的、深刻的，以至于不可撼动的了。DNA双螺旋模型和遗传密码的发现，揭示了生命界的统一性。无论是万物之主的人类还是“微不足道”的细菌、病毒，其共有的遗传物质都是核酸（DNA或RNA），其唯一的差别只是A、T（U）、C、G四（五）种碱基的排列组合不同而已。生命的一切特征仿佛都是由基因先天决定了的，而且，由于生命的“天书”——遗传密码都是相同的，来自其他物种的DNA，甚至是人工合成的DNA，只要满足条件，都能正确的将其所携带的遗传信息表现出来，于是我们似乎也拥有了极大的改良或改变物种的能力，最极端的便是克隆人的危机。
    然而，事实上，情况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理想或者那么恐怖。从认为生命特征完全由基因决定的“泛基因决定论”直至克隆人的恐慌，都过分夸大的DNA、基因对于生命现象的指导作用，而严重忽视了内外在环境因素的重要影响。有一种说法，讲人的身高三分靠遗传、七分靠后天，说的就是环境因素对于生命特征的重要作用。早年研究单基因疾病的时候，分子遗传学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然而随着领域的拓展和研究的深入，对于多基因疾病等复杂遗传疾病，分子遗传学的方法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，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。就拿高血压来说吧，世界上有那么十几个国家根本没有高血压病例，原因是他们那里的人不吃食盐，在这里，后天环境的因素就使潜在的可能患高血压的因素被抑制住了。生理上的情况尚且如此，心理上的情况就更是这样了。人的学习能力都是后天培养的，最后“固化”在中枢神经系统的纷繁复杂的突触联系之中。因此，即使克隆出来的人个个外表都一样，但是由于所处的环境条件不一致，经验不同，学习不同，所以从心智上说他们就是完全不同的独立的个体，尽管外表的相同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困扰。虽然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“漏洞”，基因决定论依然甚嚣尘上，甚至市场上一度风靡过核酸类保健品，看来要彻底扭转这种一边倒的思想还有待时日。
    如果说纠正认识论比较困难的话，方法论似乎会容易一些。然而，由于在这种片面认识的指导下，方法上的一边倒也是极难扭转的。大家都一窝蜂的往基因工程、分子生物学方向挤，也就是上游的东西，而对表达、分离、纯化等下游的项目漠不关心，结果造成严重的失衡。据说我国现在紧缺高级技术人才，在生物科学领域也是如此，下游技术人才的紧缺、青黄不接的现象造成下游领域研究进展的严重迟滞。
    有人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20世纪像DNA双螺旋模型发现这样的几大创举。虽然说分子生物学、基因工程的研究力度还需加大，但是像这样一边倒的对于生命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却是不可取的。21世纪才刚刚开始，全面发展生物科学和技术正是方兴未艾，我们还有时间。

（天佑，2003.10.12）